「就想趕緊把手術做了，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就像他們一樣，淹沒在茫茫人海裏，過着最普通的生活」，王梓淇指着一米開外的遊人對我說。
我和王梓淇坐在坪山馬巒山公園的涼亭裏，這是周日的下午，我倆身旁的石凳上，前前後後坐過好幾撥人，有帶着孩子的年輕母親，有三五成羣嘰嘰喳喳的少男少女，有熱熱鬧鬧的一家三代。
她沒有避諱來來往往的行人，講起小時候村裏人的指指點點，讀書時男生們的嘲謔與肢體攻擊，「二刈子」、「娘娘腔」等外號……講這些的時候，她語調平靜。只有談起父母、哥哥對她的漠視與嫌惡，她語氣才激動起來，表情緊繃，神色裡帶着慍怒。
幾天前，王梓淇剛剛上過熱搜，關鍵詞是「雙性人」，鏡頭裡她樣貌清秀，長發梳成馬尾，看起來與普通女性並無差別。
從染色體來看，王梓淇的染色體爲46XX，與正常女性的染色體相同。不過，她既有乳房、子宮、卵巢、陰道等女性生殖器官，還有發育不完整的男性生殖器官——體外有指頭肚大小的陰莖，體內有睾丸。
王梓淇被診斷爲真兩性畸形，屬於性別發育異常（disorders/differencesofsexdevelopment，簡稱DSD）的一種。這是先天性疾病，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DSD的患病率爲1/1500。
跟我見面之前，王梓淇去鹽田中英街幫人帶了點貨。做「水客」，是她的謀生方式之一。爲了這個活兒，她早上6點起牀，騎電動車，坐地鐵，換公交，光路上的時間就花了將近4個小時，奔波一個上午，刨去路費，賺了130塊錢。
馬巒山距離王梓淇的住處不遠，山不算高，爬上去只要一個半小時。這天她沒敢爬山，我們在公園涼亭坐了兩個多小時。近兩三年來，過度勞累、劇烈運動之後，她的腹部會劇烈地疼痛，這一症狀越來越嚴重，那種痛「難以形容，大概跟男性下體被踹後的痛感差不多」。
她擔心這是體內的睾丸在作怪。今年四月份檢查身體時，醫生建議她儘快手術，摘掉體內的睾丸。「隱睾將來有可能癌變」，醫生告誡她。
手術費讓王梓淇頭痛。摘掉體內的睾丸，再把外部的男性器官摘除，通過手術變成真正的女性，手術費大概要20多萬。
近10年來，王梓淇在深圳以打零工爲生，服務員、保安、水客、家政、快遞分揀員、外賣員……各種各樣的活兒她都幹過，銀行卡裏存款最多的時候，有4萬多塊。去醫院檢查身體每次要兩三千，每月服用雌性激素類藥物要1000多塊錢，這是她日常生活之外的必要開銷。疫情以來，她能找到的零工機會日漸稀少，多數時候靠喫老本生活。最窘迫的時候，她一天只喫一個饅頭，靠着老鄉、朋友一二百塊的接濟生活。
今年的零工市場不景氣，她一個月收入大約有2000多元，只能勉強支撐生活。以她現在的身體狀態和收入能力，靠自己攢夠手術費希望渺茫。
艱難漫長的路程：成爲女孩
王梓淇租住在坪山的一個城中村裏，房間沒有柜子，家具電器小而矮，1米高的冰箱，矮桌、矮凳、矮牀，抬眼看過去，屋子裡空空蕩蕩。她獨自居住在此，有時候房間裡太安靜了，她就跟Siri、小愛同學說說話。
她從臥室拿出一本發黃的舊書《男女生殖系畸形》，翻到186頁，那一頁是真兩性畸形的圖例。今年年初，她在深圳圖書館看到了這本書，書已經絕版，「全深圳的圖書館中只保存了那一本，還不外借」。她拍下了書的封面，在網上買了本舊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王梓淇記不清楚，「身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個疑惑，從何時開始困擾她，可能是「從身體開始發育那會兒」，還有可能更早。
父母從小把她當男孩養，她在心裡一直當自己是女孩，小時候也總扎在女孩堆裏玩。初一她來了月經，「嚇得要死」，回家找母親，母親一樣慌了，後來還是鄰居姐姐給了她一片衛生巾。
她不喜歡太原老家的生活，親友鄰居當中，能讓她感受到善意的，除了借她衛生巾的姐姐，還有一個堂嫂。在學校裏，不少女同學保護過她。初中時同班一個女生，總會站出來幫她解圍，「男生給我起外號，從背後踹我一腳的時候，她都站出來維護我，跟他們吵架」。
「除了這些，我記憶裏沒有其他溫暖的東西。」
讀高二時，王梓淇被確診爲重度抑鬱，當時她已有輕生的念頭。她伸出手臂，給我看手腕上的幾個橢圓形疤痕，「那會兒拿刀削的，流了很多血我都不覺得疼，還在那裡傻呵呵的笑，我爸媽以爲我得了精神病」。
因爲抑鬱症，王梓淇從高中退學，去了家附近的飯館打工。攢了一兩年的工資後，她獨自去太原的三甲醫院做檢查，確診了自己的病。看到檢查結論上，自己的染色體與其他女性一樣，她慶幸不已。
拿着檢查報告，她從老家來到深圳。來深圳的前兩年，她先後在比亞迪和富士康做過工人。那時她還沒有服用激素類藥物，身上穿着女孩的衣服，面孔看起來「還是男孩子的臉」。
在一個工作環境裡待久了，周圍的風言風語壓得她喘不過氣，「吐沫星子能把你淹死」。同宿舍的工人也容不下她，有時出門她忘記帶鑰匙，回屋時敲門，其他人在門裡「裝聾作啞」。
在比亞迪工作時，王梓淇認識了朋友M，M也是雙性人，病症屬於男假兩性畸形，有乳房，沒有子宮卵巢，有發育不全的男性器官。
M認爲自己是女性，但身份證上寫着男性，一進工廠就被分到了男宿舍。王梓淇當時的身份證上，性別一欄也是「男」。進廠前，她花200多塊錢買了張女性的身份證，順利分配到了女宿舍。10多年前，在汽車站、網吧等地方，買張身份證不難。
除了M，王梓淇在廠裏沒有別的朋友。她和M總是結伴同行，周圍工友關於兩人身份的猜測和議論不絕於耳。幹了一年半，王梓淇受不了流言飛語，辭職離開比亞迪。
其後王梓淇去了富士康，工作一年後被辭退，沒有人告訴她辭退理由，她猜測還是因爲這個病。
M在工廠裏的日子，還要比王梓淇艱難許多。爲了掩飾身體上的問題，M每天要拿布條在胸部纏上十幾層，M也適應不了男宿舍的集體生活，「看着一屋子光膀子男人就難受」。
工廠生活再不如意，也比老家強。來深圳前，父母不許她留長髮，也不許她穿女裝。她身上的衣服，大多是哥哥穿剩下的。在深圳領到第一筆工資後，她開心極了，「想怎麼穿就怎麼穿，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總算自由了，解脫了。」
離開富士康後，王梓淇沒再做過固定工作，她害怕熟人環境裡的歧視和孤立。這些年她靠各種零工謀生，工期最長的也就3個月。疫情前打零工的機會很多，有時她一個月能賺到五六千塊，能賺錢的活兒都辛苦，一天要忙10小時以上，不過她覺得充實，起碼沒時間「想東想西」，「倒頭就睡，起來就幹」。「倒頭就睡」對王梓淇來說，也是一種奢侈，患上抑鬱症後，失眠問題一直糾纏着她。
這些年王梓淇只回過老家一次，是爲了改身份證。更改身份證的過程很麻煩，她要先到醫院做各種檢查，由醫生出具性別鑑定書。再帶着這份鑑定書，找村委、街道、派出所依次蓋章，把身份證上的性別改爲「女」。
這次換身份證，王梓淇把名字也給改了。她原來的名字聽起來像男孩。「梓淇」，是她專門找大師起的名字，對方說她命裏缺水缺木，幫她取了梓淇兩字。她把姓改成了「王」，這是母親的姓，她覺得比原來的姓好聽。
拿到新身份證那天，她「抱着身份證一天一夜沒睡着」，躺在牀上，心裡像浪潮在奔湧，「好像人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幾年前，王梓淇和M在網上結識了一些同爲雙性人的朋友，倆人被拉進一個30多人的QQ羣，羣裏都是渴望成爲女性的兩性畸形患者。目前這個羣的人數，已經增加到80多人。
羣友中，一部分人已做完手術，生活步入正軌。有的人以男性身份念完大學步入職場，攢足手術費後再選擇做女性。王梓淇心裡覺得遺憾，「其實我不該退學的，應該像她們一樣，先把書念好。」
有些羣友手術成功後步入婚姻，卻難於被丈夫的家庭接納。有些人原本是男假兩性畸形患者，藉助手術植入的人工陰道無法分泌巴氏腺液，婚後的夫妻生活要依賴潤滑液，「也是非常痛苦」。
相比其他類型的兩性畸形患者，在成爲女性這件事上，王梓淇更有優勢，她擁有完整的女性生殖系統，雌激素水平在正常女性的參考範圍內，睾酮值也遠低於正常男性。
王梓淇眼下的問題，卡在手術費用上。前段時間，她將自己的情況爆料給國內多家媒體，只有澎湃新聞回應了她。好在澎湃的報道吸引了公衆的注意，也給她帶來了更多的曝光機會。
「做這個決定前，是不是鼓了很久的勇氣」，我問她。
她點點頭，接着說，「我有點破罐子破摔了，只要能做手術，其他都是次要的」。
無家的「女兒」
經過媒體報道後，王梓淇先後在微博、抖音平臺上了熱搜榜。半個月過去，她在輕鬆籌上的籌款數目，大約有3萬塊。
「這個離20萬還差好遠」，說這話時，我們正從公園返回她的住處，她臉上掛着疲態，不知道是因爲累了，還是心情的緣故。
在我們的接觸中，我能隱約感覺到，王梓淇迫切地渴望着一個結果。
我們第一次見面，約在她的出租屋裡。期間街道辦工作人員來訪，請她填寫救助款的申請表。她的現狀經媒體報道後，街道辦爲她申請了一筆臨時救助款，數目大約幾千元，在填表的間隙裏，她幾次問起對方「這個能申請下來嗎，什麼時候有結果」。
王梓淇老家位於太原市郊，父母常年做小生意，日子還算寬裕。這些年，她主動跟父母溝通過很多次，一年一年下來，結果令她沮喪、失望再到絕望。
迴避和推卸是父母一貫的態度，「他們說，你沒有病，你男孩子做得好好的，非要做女孩幹什麼」。再爭吵下去，父母的話更難聽，「因爲你我們都抬不起頭，臉都丟盡了，被別人戳了多少脊梁骨」。
在王梓淇的講述裏，她在家裡處於被孤立被邊緣的位置，父母與哥哥「都覺得我給這個家丟人了」，「他們三個是一夥，我是一個人」。
肢體和語言暴力充斥在她的成長記憶裏，父母、哥哥打起她來下手都狠，「拿棍子打，帶着怨氣打，覺得我是家裡的恥辱」。她扯開上衣領子，給我看左胸口一個三角形的疤痕，「十幾歲的時候，被我哥拿刀捅的，送到鄉下醫院流了一晚上的血。就因爲我跟父母頂嘴，他要維護他們。」
「我哥哥牙磕掉了，他們能花三萬給他補牙，都不願意花一分錢給我治病。」她苦笑着跟我抱怨。
父母的偏心和冷漠令她憤怒，「他們總說我給他們丟人，他們就沒想過，把我生成這樣，我有多痛苦。要是小時候他們給我看病，做手術，我也不可能過成現在這樣」。冷靜下來，她又覺得父母不容易，「在老家，別人罵他們的話也很難聽，『上輩子造了什麼孽，生了個什麼』」。
她跟我提起家裡的徵地補償款，屬於她的賠償大約有8萬，這是老家的工作人員通知她的。全家的賠償款，統一打到了父親的賬戶上。
在與父母的關係，以及這筆補償款的問題上，王梓淇背負着社會環境的壓力，她也有輿論上的顧慮，因此顯得猶移而矛盾。
我們第一次碰面時，她告訴我，她不打算問父母要這筆補償款，「他們也要養老的，我不想讓別人說我不孝」。
第二天我們再見面時，她跟我說起的頭一件事，便是前一夜與母親的爭吵——她撥通了母親的電話，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在深圳10年賺了多少錢」，兩三句對話過後，倆人又是一番爭吵，母親又一次拉黑了她的微信。「我爸媽眼裡就只有錢」，她衝我抱怨。
「打電話給媽媽，是不是想拿回補償款」，我問她。
「只是想跟他們建立聯繫」，她說。
兩天後，王梓淇在微信裏告訴我，她打算通過法律手段要回這筆錢。
在那個由兩性畸形患者組建的QQ羣裏交流時，王梓淇發現，大多數羣友與她境遇相似，「能得到家庭的理解支持的人很少」。即便做完手術成爲女性，生活步入正軌，她們依然無法緩和與父母的關係，「這個沒法調和，除非父母很開明」。
有一年，羣裏十幾個朋友在北京搞了個聚會，王梓淇也去了。聚會是北京的羣友Q發起的。羣友當中，Q的經歷最勵志。Q十幾歲被父母趕出家門，獨自謀生。Q很能喫苦，爲了賺錢「什麼都活都願意幹，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一番打拼後Q有了自己的生意，賺了不少錢，她做了手術，還在北京買了房和車。
得益於事業上的成功，Q與原生家庭恢復了來往。「她開着100多萬的路虎回了老家，衣錦還鄉啊，全村的人都圍過來看。以前不來往的那些親戚，也都上門了。」王梓淇轉述起Q的這段經歷，一臉揚眉吐氣的痛快勁頭。
「怎麼反駁？」
通過媒體求助這個事上，王梓淇的閨蜜何冬冬一開始是不贊成的。何冬冬擔心網絡上的惡意攻擊，會給王梓淇帶來二次傷害。但她能理解王梓淇的無奈，「籌錢這個事情，不是她不夠努力，她已經很努力了，見不到任何效果，籌不出那麼多錢。」
大多數時候，談起那些被歧視，被孤立的處境時，王梓淇語氣平和，幾乎沒用過抱怨的詞彙，平靜得像是在描述別人的經歷。
只是，傷害很難被輕描淡寫地抹平，「別人說難聽話，咽不下這口氣，自己跟自己生悶氣，就在心裡憋着。會失眠，整夜睡不着。」
何冬冬跟王梓淇合租過一年，王梓淇情緒失控的情形，她只見過一次。她跟着王梓淇做過一次兼職，「一起做事情的人裡面，有個女的說了句『不男不女』，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一聽就知道是說她（王梓淇）的」，何冬冬心裡惱火，轉頭看王梓淇「好像沒聽到這話一樣」。
沒忍住火氣，何冬冬跟對方吵了一架。忙完回到出租屋，何冬冬看出了王梓淇的低落，「我問她，她說她很難過，她說你沒必要跟這些人吵，她對這些話已經習以爲常了。」
何冬冬勸她，「不能忍，該反駁就要反駁」。
「我怎麼反駁，你告訴我怎麼反駁。我就是這個情況，我怎麼反駁。」王梓淇反問道。王梓淇說這句話時的神情，還刻在何冬冬腦子裡，「感覺就要哭出來了」。
——「會覺得命運很不公平嗎？」我問王梓淇。
——「對」。
——「什麼時候最仇恨命運？」
——「最低谷期的時候，疫情那幾年，高中想自殺那會兒，就覺得命運對我不公，也抱怨過，爲什麼會這樣，是因爲我上輩子做了啥缺德事嗎，這輩子是不是來還債的。」
另一種生活
對王梓淇來說，何冬冬不止是閨蜜，也是她唯一的親人。倆人前年通過朋友認識，當時何冬冬剛來深圳，需要找住處，王梓淇提議兩人一起合租。
與何冬冬共同生活的一年多裏，王梓淇初次嘗到了家的溫度，「她（何冬冬）廚藝好，負責做飯，我打下手，我都有點飯來張口的感覺」。她感覺生活步入了正軌，「家裡有人牽掛着你，幹什麼都有動力，很有盼頭」。這一年，王梓淇停掉了抗抑鬱藥物，失眠的毛病也好了。
兩人合租半年之後，王梓淇向何冬冬袒露了身體上的問題。她當時的神態何冬冬記得清楚，「看起來很忐忑，感覺是鼓了很大的勇氣才說出口的」。
「怎麼會有這種病呢？」何冬冬心裡震驚極了，偷偷地在手機上查資料。很快，她便接受了王梓淇的情況，「你是成年人，了解了，自然就能坦然接受，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對待就好」。
去年，何冬冬回到貴州老家生活。又回到一個人的狀態，王梓淇很不習慣，「有家了，家人又離開了，適應不了這種感覺」。王梓淇又開始失眠，有時兩人的微信語音徹夜開着，她睡不着，聽着電話那頭何冬冬的呼嚕聲，心裡也踏實。
過去兩年的春節，王梓淇都是在何冬冬的家裡過的。何冬冬是家裡的獨生女，父母、奶奶都很疼愛她。王梓淇喜歡何冬冬的家庭氛圍，尤其是喫年夜飯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塊，熱熱鬧鬧的，特別有感覺」。貴州菜口味重，王梓淇不能喫辣，何家媽媽照顧她的口味，所有菜都不放辣椒。何媽媽做菜特別好喫，她最喜歡那道梅乾菜炒肉。何媽媽認她做了乾女兒，去年春節給她包了個1000元的紅包。
看着何家其樂融融的生活，王梓淇忍不住在心裡做對比。「閨蜜爸媽也是做小生意的，也沒有什麼文化，爲什麼人家那麼通情達理，爲啥我父母就不可理喻」。
踏實溫熱的年味兒，在王梓淇這裡，又是短暫而倉促的。不管何家人如何挽留，王梓淇待上五六天便會離開。何冬冬能察覺到王梓淇的微妙心態，「自己有家回不去，又怕給別人家添太多麻煩。」
王梓淇聊起手術後的打算，「離開深圳，可能再換個名字，開始新的生活」。她那些做過手術的朋友們，幾乎都改了新名字。她沒想過結婚，「可能是我爸我哥對我都不好，我對男性有點害怕，很難信任」，之前那次北京聚會，發起人Q的選擇也讓她難忘，Q沒有要孩子的打算，「她說小時候把一輩子的苦都喫了，後面的人生只想爲自己活」。
將來，王梓淇想搬到雲貴或成都生活。去貴州，她有何家人的陪伴。不過她最喜歡成都，她去過一次成都，很嚮往那裡的自由和包容，「兩個女孩子在街上接吻，旁邊的人見怪不怪」。
王梓淇還想過，手術成功後她要自考一個學歷。她想做平面設計類工作，在深圳圖書館附近廣場上，她見過給人畫素描的街頭畫家，她喜歡那樣的工作狀態。
有空的時候，王梓淇會搭乘14號線地鐵，花上一個多小時，從坪山坐到市中心，再到深圳圖書館裡看看書，聽聽講座，或者在書城廣場上逛逛。
深圳圖書館這片區域，是王梓淇最喜歡的地方。這裡圖書館、書城、音樂廳、藝術館相鄰而立，一棵棵挺拔蔥蘢的小葉欖仁樹，在廣場上空織出一張嫩綠色的網。樹蔭下散落着各式的街頭藝術家，北邊樂隊的粵語歌唱得燃情快意，南邊的小提琴演奏像溪水細淌，廣場一角的畫家和手工達人們不怎麼說話，專注着手裡的事情。在這個以加班和快節奏著稱的城市裡，此處像是生活的彼岸。
「看看人家畫畫，聽聽樂隊唱歌，心情一下子就好起來了」，遊蕩在廣場上，她獨自享受着這份隱祕的快樂，陽光穿過頭頂的枝葉，灑在她的身上。
備註：文中人物何冬冬均爲化名。
文丨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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