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食炎症指數與上消化道腫瘤風險關係的Meta分析

上消化道腫瘤(uppergastrointestinalcancers,UGIC)包括胃癌和食管癌,2018年全球癌症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每年約有160萬新發病例和130萬死亡病例,其中胃癌發病率位列全球第5,食管癌排名第7,均位於全球癌症死亡原因前十位[1]。胃癌及食管癌既定危險因素包括:代謝、環境、遺傳、基因組學、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pylori,Hp)或人類皰疹病毒(EB病毒)感染、營養狀態、運動及生活方式[2-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慢性炎症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4-5],而食物成分可產生慢性炎症的生物活性物質[6-7],參與維持炎性腫瘤微環境,進而促進腫瘤組織生存、增殖及轉移。例如,飽和脂肪酸、ω-6脂肪酸、加工肉類及紅肉可導致腸道和全身慢性低度炎症的發展[8],而葉酸、ω-3多不飽和脂肪酸、纖維素可減輕炎性因子浸潤水平從而減輕炎症反應[9]。一項肉類攝入Meta分析結果顯示,紅肉攝入量每增加100g/d,加工肉類每增加50g/d,胃癌發生風險將增加26%〔95%CI(1.11,1.42)〕及72%〔95%CI(0.64,1.15)〕[10],而地中海飲食因其獨特的抗炎潛力被公認為健康飲食方案[11]。

2009年南卡羅來納大學的研究人員首次提出了膳食炎症指數(dietaryinflammatoryindex,DII)用於評估個體膳食的潛在炎症效應[12]。2014年,SHIVAPPA等[13]對近1943篇論文進行了評審,並根據食物或營養素影響血清炎症標誌物水平的能力,更新了DII評分系統,以上特定炎症標誌物包括C反應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將全球11個國家的區域性飲食調查的代表性數據總體作為標準,將45種膳食成分劃分為36種抗炎成分、9種促炎成分。通過膳食調查,獲取研究對象的單一膳食攝入量,帶入標準公式計算得到總體DII評分[13]。DII不僅可以定性區分膳食的抗炎/促炎傾向,還可以量化個體飲食結構的整體炎症潛力。如果飲食模式中促炎成分越多,其DII評分越高。因此,DII作為一個有效評價工具在膳食模式預測慢性疾病中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學意義。

1資料與方法

1.1文獻檢索系統檢索資料庫PubMed、WebofScience、CochraneLibrary、Embase、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及維普網,檢索日期為建庫至2022-10-10。2位研究者獨立按照檢索策略進行檢索,採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原則。中英文檢索詞包括「dietaryinflammatoryindex」「DII」「anti-inflammatorydiet」「uppergastrointestinalcancer」「esophagealneoplasm」「gastricneoplasm」「ESCC」「EAC」「胃癌」「食管癌」「胃食管交界處癌」「膳食」「促炎飲食」「抗炎飲食」「膳食炎症評分」「膳食炎症指數」等及其同義詞。同時進行文獻追溯檢索,並獲取原文。在閱讀文獻和綜述時,對獲取文獻的參考文獻逐一檢索,避免漏檢。

1.3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2名研究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相關資料並交叉核對。文獻篩選時瀏覽題目和摘要,剔除重複及與研究目的不符的文獻。通讀全文,嚴格按照納入、排除標準進一步評估。對資料存疑或資料缺失的文獻,與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聯繫獲取完整數據。如有不同意見,與第三人討論協商一致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第一作者、發表時間、癌症類型、國家/地區、研究起止時間、FFQ條目數量、DII成分數量、樣本量、協變量。

1.4質量評價使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theNewcastle-OttawaScale,NOS)[16]進行評價,該量表包含選擇、組間可比性、結果測量3方面,以總分≤3分為低質量,4~6分為中等質量,≥7分為高質量文獻。

2結果

2.1文獻檢索共檢索到854篇文獻,去除重複文獻498篇。由於綜述、系統評價、會議摘要、幹預性臨床研究、不相關研究等原因刪除321篇,全文閱讀35篇,剔除無法獲取全文、重複發表、結局指標不完整文獻24篇,最終納入11篇[15,17-26]質量較高的英文文獻,文獻篩選流程見圖1。2.2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徵及質量評價納入11篇文獻[15,17-26]均為病例對照研究,其中病例組3124例和對照組5927例,發表時間為2015—2021年,DII計算均使用了2014年SHIVAPPA等[13]更新後的評分系統;11篇文獻的DII均以分類變量形式納入,有5篇文獻[17-20,24]還納入了DII的連續變量形式。5篇文獻[20-21,24-26]報導了胃癌,6篇文獻[15,17-19,22-23]報導了食管癌,其中5篇文獻[15,17-19,23]報導了食管鱗癌,2篇文獻[19,22]報導了食管腺癌;7篇文獻[15,17,21,23-26]在亞洲進行,4篇文獻[18-20,22]在歐洲進行。3篇文獻[20-21,25]納入了性別分析,3篇文獻[21-22,25]納入了Hp感染分析,8篇文獻[17-24]在協變量調整中考慮了總能量攝入。應用NOS進行質量評價,納入研究均為中高質量文獻,文獻基本特徵及文獻評價結果見表1。

2.3Meta分析結果

2.3.1DII與UGIC風險相關性共11篇文獻[15,17-26]納入了DII的分類變量形式,其中病例組3124例,對照組5927例,研究間異質性較低(I2=43%,P=0.06),故採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水平DII增加UGIC發生風險〔OR=1.81,95%CI(1.65,1.97),〕,見圖2。5篇文獻[17-20,24]納入了DII的連續變量形式,研究間存在明顯異質性(I2=87%,),故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水平DII增加53%的UGIC發生風險〔OR=1.53,95%CI(1.25,1.88),〕,見圖3。

2.3.2DII與胃癌風險相關性共5篇文獻[20-21,24-26]納入了DII與胃癌風險研究,研究間異質性較低(I2=42%,P=0.14),故採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高水平DII增加79%胃癌發生風險〔OR=1.79,95%CI(1.44,2.24),〕,見圖4。

2.3.3DII與食管癌風險相關性共6篇文獻[15,17-19,22-23]納入了DII與食管癌風險研究,研究間存在明顯異質性(I2=53%,P=0.06),故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水平DII增加120%食管癌發生風險〔OR=2.20,95%CI(1.69,2.86),〕,見圖5。

2.4敏感性檢驗及發表偏倚採用逐一去除單個研究的方法對納入文獻進行敏感性分析,並記錄異質性及顯著性的變化,以此判斷單個研究對整體研究結果的影響。結果顯示去除各篇文獻後OR的波動均較小,整體結果具有穩定性。通過漏鬥圖對偏倚性進行檢測,結果提示納入文獻存在一定的發表偏倚,見圖6。

3討論

本研究匯總了DII與UGIC關係的研究並進行Meta分析,包含9051例參與者,結果顯示,與低水平DII相比,高水平DII人群UGIC風險增加了0.81倍,風險的大小因腫瘤類型不同,胃癌風險增加了0.79倍,食管癌增加了1.2倍,食管鱗癌風險增加了1.68倍,食管腺癌風險增加了1.59倍。納入DII連續變量研究結果可見,DII每增加1個單位,UGIC風險增加53%。在亞組分析中,女性風險增加明顯(OR=2.61)。這些發現強調了增加抗炎性膳食可降低UGIC風險的潛在益處,對UGIC的預防具有重要的公共衛生意義。

DII與其他腫瘤風險相關性Meta分析同樣驗證了類似結果,高水平DII人群乳腺癌風險增加25%〔RR=1.25,95%CI(1.09,1.44)〕[34],前列腺癌風險增加73%〔OR=1.73,95%CI(1.34,2.23)〕[35],頭頸部癌症風險增加了1.07倍〔OR=2.07,95%CI(1.82,2.35)〕[36]。一項DII與癌症全因死亡風險研究顯示,高水平DII人群總體癌症發生風險增加25%〔RR=1.25,95%CI(1.16,1.35)〕,癌症死亡風險增加67%〔RR=1.67,95%CI(1.13,2.48)〕[37]。慢性炎症更多參與上皮性腫瘤的發生,促炎膳食與結直腸癌聯繫緊密、證據充足[38]。本研究發現其同樣可增加胃癌及食管癌風險。與其他類型的癌症相比,炎性膳食與消化道腫瘤風險更高的機制可能與炎症激活機體免疫系統引起複雜免疫調節有關。膳食成分、營養素與消化道直接接觸[39],慢性炎症上調各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刺激祖細胞群向胃癌組織募集及植入[40]。細胞因子進一步引起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等炎症細胞的招募和激活,產生活性氧,向胃上皮細胞施加氧化應激作用,誘導癌變。同樣,食管腫瘤微環境由細胞因子水平介導[41],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RP和IL-8等炎症遞質誘導新生血管生成,抑制免疫細胞募集到腫瘤部位[42]。炎症還會改變細胞外基質,為腫瘤的生長提供結構支持[42]。

飲食代表了一系列複雜暴露的相互作用,對炎症及癌變均有累積作用。飲食作為個人可控因素,對腫瘤高危人群合理化飲食策略的制訂尤為重要。因此,抗炎膳食可能是降低腫瘤發生風險的重要措施之一。DII評分系統的開發是量化飲食炎症的有效工具,為癌症病因學及預防措施的制訂提供了有效依據。

綜上所述,與低促炎飲食相比,高促炎飲食可能會增加UGIC風險,女性群體UGIC發生風險增加更明顯。在專業營養師的指導下,應適當減少促炎性飲食的攝入。但膳食是一種長期累積暴露因素,且具有複雜的加工工序,DII作為一種新型的膳食炎性潛能評價工具仍需要進一步完善。未來應進一步明確膳食、炎症標誌物及相關疾病三者之間的複雜聯繫,探究關聯背後的生物學機制,為腫瘤的個人預防及治療靶點提供更多思路。

本文無利益衝突。

參考文獻略

正文完